《白话易经》序言
《易经》是中国文化最古老的典籍。历代正统派的学者，用许多不同的文字赞扬它，大致说来，推崇它为“群经之首”，致予无上的敬意。相反的，认为仅是古代的一部卜筮之书，近于巫祝的诬词，卑不足道。只是经过孔子的传述《周易》以后，又加上历代许多学者穿凿附会，才有了后世的盲从和崇敬。甚之，近代以来，还有许多类似轻薄的讥刺。
无可否认的，《易经》原是上古卜筮的学术，但到了商、周之际，经过文王的整理和注述，把它由卜筮的范围，进入“天人之际”的学术领域，由此《周易》一书，便成为中国人文文化的基础。自东周以来，再经过孔子的研究和传述，同时又散为诸子百家学术思想的源泉，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因此，如要研究中国文化，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道、墨和诸子百家，乃至唐、宋以后的儒、佛、道等诸家之学，不从《易经》探研，便有数典忘祖之概了。
《易经》与三《易》
通常我们提到《易经》，就很自然地知道是指《周易》这本书。因为中国文化，自经孔子删《诗》、《书》，订《礼》、《乐》以后，冠以《周易》一书，统称六经。经是天地的大准则，也是人生的大通道。称《周易》等书为六经，便是说明经过孔子所整理过的这六部书，它是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天人之际”所有学问的大原理、大法则。
自秦、汉以后，研究易学的，对于《易经》一书命名的内涵问题，就有“三易”之说的异同出现了。
第一：属于秦、汉以后正统儒家学派的理论，根据《易纬乾凿度》这本书的观念，认为“易”的内涵，包括三个意义：
(一)简易。就是简易、平易的意思。因为天地自然的法则，本来就是那样简朴而平易的。
(二)变易。认为天地自然的万事万物，以及人事，随时在交互变化之中，永无休止。但是这种变化的法则，却有其必然的准则可循，并非乱变。
(三)不易。天地自然的万事万物以及人事，虽然随时随地都在错综复杂，互为因果的变化之中，但所变化者是其现象。而能变化的，却本自不易，至为简易。
第二：属于秦、汉以后儒、道两家学者通用的观念，根据《周礼·大卜篇》对于“三易”的涵义，是指上古以来直到周代初期之间的《易经》学术思想，约分为三个系统：(一)《连山易》。(二)《归藏易》。(三)《周易》。
据说伏羲时代的易学是《连山易》，首先以艮卦开始，象征“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意思是指人类的文化和文明，都以大地为主，万物皆生于地，终又归藏于地。
周代人文文化的开始，便以现在留传的《周易》为宝典，首先从乾、坤两卦开始，表示天地之间，以及“天人之际”的学问。
但东汉的大儒郑玄，认为夏代的易学是《连山》，殷代的易学是《归藏》。当然，周代的易学便是《周易》了。
又另有一说：认为上古的神农氏世系名“连山氏”，又名“列山氏”。所谓“连山”，便是“列山”的音别。黄帝的世系又名“归藏氏”。
因此两说，又有异同的问题存在其间。如果认为夏代所宗奉的易学便是《连山易》，殷代所宗奉的易学便是《归藏易》，到了周代，经过文王的整理，才构成《周易》体系的易学，那么关于这两个分岐的意见，也就没有太大的出入了。
但以考据学者的观点来看《易纬乾凿度》和《周礼·大卜篇》这两种文献资料，应该都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历来考据学家们认为《易纬乾凿度》等书，纯出汉末或魏、晋人的伪作，假托是上古的传承。这种观念，并非完全无理，也的确值得研究、考虑。
可是两汉以后的学者，硬性舍弃《周礼·大卜篇》的观念而不采信，偏要采用更有问题的《易纬乾凿度》之说，认为“简易、变易、不易”为天经地义的易学内涵，这便是后世以儒理说《易》的根据。那是不顾考据，只取所谓“三易”原理的内义，用之说明易学的大要而已。
此外，关于《连山》、《归藏》、《周易》的三易之说，在汉魏以后道家的学术思想中，便又发生了两种观念。
(一)认为《连山》、《归藏》这两个系统的易学，早已失传。
(二)认为汉、魏以后的象、数易学，便是《连山》、《归藏》的遗留，颇为合理。而且《连山》、《归藏》易学的精义，确已成为秦、汉以后道家学术思想的主干。如十二辟卦之说，便是以《归藏》的坤卦为主。卦气起中孚说，便是以艮卦的半象为用。
易名的定义
后世有人从《易经》内容所举例的动物，如龙啊、马啊、象啊、彖啊、鹿啊等等着眼，并且采用《系辞传》所说，我们的老祖宗伏羲开始画卦时有“远取诸物”的说明，认为原始的“易”字，便是取其象形飞鸟的观念。不过，此说并未引起重视。
到了近代，有人认为“易”便是蜥蜴的简化。蜥蜴这种生物，它的本身颜色随时随地变化多端，当它依附在某种物体时，它的颜色，便会变成某种物体的色相相同。《易经》是说明天地间事物的必然变化之理，所以便取蜥蜴作象征，犹如经书中的龙、象等一样。但总不能叫它是蜴经，因此便起名为“易”。主张此说的，以日本的学者中最为强调。这等于在第二次大战前，说“尧”是香炉，“舜”为蜡烛台，“禹”是爬虫，同样的都含有轻薄的恶意诬蔑，不值得有识者的一笑，不足道也。
那么，《易经》的“易”字，究竟是什么意义呢？根据道家易学者的传统，经东汉魏伯阳著《参同契》所标出，认为“日月之谓易”的定义，最为合理。“易”字，因此更足以证明道家传统和魏伯阳之说“日月之谓易”的定义之准确性。目前《易经》的学术思想，在西方欧、美各国逐渐加大流行，我们自己对国家民族祖先文化准确的定名和解释绝对不能跟着人云亦云，含糊混淆，自损文化道统的尊严。
《易经》的作者
“易更三圣”，这是秦、汉以后的作者，对于上古形成易学传统者公认的定说，也是我们现在开始研究易学者必须先得了解的问题。
秦、汉以后，儒家学者的共同认定，开始画八卦的，是我们的老祖宗伏羲氏；演绎八卦的，当然是周文王；发扬易学精义的，便是孔子。因此说“易更三圣”，就是指画卦者伏羲，演卦者文王，传述者孔子。事实上，文王演卦而作“卦辞”，他的独生子周公又祖述文王的思想，而发扬扩充之，便著了“爻辞”。为什么三圣之中却不提到周公呢？据汉儒的解适应症，根据古代宗法的观念，父子相从，因此三圣之中便不另外提到周公了。关于这个问题，如此结案，是否公允而有理，还是很难认定。
开始画卦的，当然是伏羲，这是毫无疑问的事。经过文王演卦，周公祖述，孔子发扬以后，硬要赖掉周公在文体学术上的功劳，恐怕孔子梦对周公时，于心难安。同时，又轻易地溜掉“更三圣”的这个“更”字，也不应该。古文更字又有曾经的意思，所谓“易更三圣”才，是指易学经过三位圣人学者的整理，才得发扬光大。
由伏羲画八卦开始，到了商、周之际，再经过文王、周公、孔子三圣的研究和著述，才建立了《周易》学术思想的系统。因此，可知“易更三圣”一语，严格的说，应该是对《周易》一书而言。如果说对所有易学系统来说，硬拉下伏羲来凑合三圣，似乎有点牵强。连带这个问题而来的，便是“文王演易”和重复演绎为六十四卦的问题了。
伏羲画卦，这是古今公认的事实，由八卦演绎成六十四卦，却有四种说法：(一)认为六十四卦也是伏羲所排列的。(二)有的认为六十四卦也是文王的演绎。(三)认为由八卦重复排演成六十四卦的是神农氏。(四)认为重复演卦的人是夏禹。主张第一说的，以王弼(辅嗣)等为最有力，主张第二说的是司马迁等，主张第三说的是郑玄等，主张第四说的是孙盛等。
要把这四种说法加汉考据确定，实在不容易，而且几乎是绝不可能的事。至于认定重复卦象的人是周文王，大概是从“文王演易”这个“演”字，不能硬说就是演绎六十四卦的涵义，只能说是对《周易》一书六十四卦排列的次序和方式，以及《周易》书中对卦爻辞的演义而言，这是无可否认的，都是文王的杰作，至于伏羲画出的卦象，它的原来次序程式究竟是如何排演的，为什么《连山易》的排列以艮卦为首，《归藏易》的排列为什么以坤卦为首等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王辅嗣的主张，认为重复排演六十四卦者，仍是伏羲的创作，这是最为有理的。
易学的精神
唐、宋以后的易学研究，应该说又建立了另一“三易”之说。这个新的“三易”观念，也是说明秦、汉以后以至现代的易学内涵“理、象、数”的三个要点。如果用现代的观念来说，“理”便是类似于哲学思想的范围，它是探讨宇宙人生形上、形下的能变、所变与不变之原理。“象”是从现实世界万有现象中寻求其变化的原则。“数”是由现象界中形下的数理，演绎推详它的变化过程，由引而知人事与万物的前因与后果。反之，也可由数理的归纳方法，了解形而上的原始之本能。
再来综合这三种内涵的意义，便可知“《易》理”之学，是属于哲学性的。“象”、“数”之学，是属于科学性的。总而言之，完整的易学，它必须要由“象”、“数”科学的基础而到达哲学的最高境界。它并非属于纯粹的思想哲学，只凭心、意识的思惟观念，便来类比推断一切事物的。
宇宙万象，变化莫测。人生际遇，动止纷纭。综罗易学“理、象、数”的明辩。《礼记·五经解》中，提到易学的宗旨，便说：“洁静精微，《易》之教也。”所谓“洁静”的内涵，同时具有科学性周密明辩的作用。但在明辩理性之间，倘使不从沉潜静定的涵养而进入易学的境界，稍一走向偏锋，便会流入歧途，自落魔障。故《经解》中，又说到易学的偏失，很可能会“使人也贼”。
从“理、象、数”的精华来看易学，由乾、坤两卦开始，错综重叠，旁通漫衍，初从八卦而演变为六十四卦。循此再加演绎，层层推广，便多至无数，大至无穷，尽“精微”之至。
如果归纳卦爻内在的交互作用，便可了解六十四卦的内容，只有专长、坤、复、睽、家人、归妹、渐、姤、、解、蹇、颐、大过、未济、既济等十六卦象，在六十四卦的内在交互中这十六卦象，每卦都出现四次。
再由此十六卦而求其内在交互的作用，便只有乾、坤、既、济、未济四卦，每卦各出现十六次。
复由此类推，就可了知在此天地之间，除了乾、坤、坎、离代表阴阳的无本功能以外，凡宇宙以外的特理或人事，无论如何千变万化，它的吉凶观念价值的构成，唯有“既济、未济”两个对待的现象而已。
由此而精思入神，便可了解一昼未分以前，阴阳未动之初的至善真如之境界，可以完全体认大《易》“洁静精微”的精神，就能把握到自得其圜的妙用了。